那一幅幅著名的自画像，都是她内心的化身

继《香奈儿：潮流教主传奇一生》之后，香港芭蕾舞团再次将舞台焦点对准传奇女性，联手编舞家奥乔亚，用舞蹈形式向墨西哥画家芙烈达（常译作弗里达）致敬。

上周末，港芭新作《芙烈达》开启亚洲首演，演绎这位传奇画家痛苦又绚烂的一生。

诗人翟永明1996年曾在组诗《剪刀手的对话——献给弗里达·卡洛》中写下这样的诗句：“在黑暗中我的腿脚伸出/与卡洛跳舞/女人们：来，去/蜡烛般烧毁自己的本性。”芙烈达一生之热烈，无论是以诗歌还是舞蹈的形式似乎都难以充分复现，但这丝毫不影响人们欲同她共舞的渴望，诗人用文字想象与她共舞，舞者在舞台的灿烂中与她共舞。

形式的悖论 精神的形肖

舞剧《芙烈达》的布景以芙烈达的经典画作为灵感，在纷繁的色彩、经典的头骨意象、绚丽的花朵图案等元素的加持下，舞台诗意地幻化为一组画框，演员的舞步如画笔一般在画布中腾挪，描绘芙烈达的一生。

《芙烈达》早在2016年便初具雏形，是从45分钟的独幕剧《破碎的翅膀》拓展而来。变化的不仅仅是时长与舞步，更重要的是创作者对芙烈达的认知。破碎的身体、苦难的人生并不能限制她抵达精神高空，在飞翔的过程中，她获得爱，并用爱铸就生命的筋骨。该剧的场刊上有一句芙烈达之语：“爱自己，爱生命，然后爱任何想爱的人。”

该剧的主线剧情十分清晰：芙烈达在18岁时遭遇了一场严重车祸，全身多处粉碎性骨折，险些致命；在疗伤恢复期间开始接触绘画；中年与爱人迭戈相遇，与其结婚又遭到背叛，这些都成为标记她人生数次转折的时间锚点。以那场车祸的发生为分界点，舞台的风格色调忽然变幻，颜色丰富浓烈起来。主创将芙烈达悲惨的现实境遇和卓然的艺术成就编织起来，但并没有过度渲染命运的不幸对艺术心灵的囚困，她与身体伤痛纠缠的一生，也是靠惊人的韧性在逆境中奋勇生长的一生。

1953年，芙烈达在墨西哥举办个人展览，当时有媒体评价她说：“以画笔和颜料绘制出充满痛苦磨难的自传。”既然痛苦与磨难无法遗忘，无法忽视，那就与之共舞。但舞蹈这个艺术形式和芙烈达的组合有着天然的悖论：她6岁患有小儿麻痹症，后又因车祸严重影响了行动能力，而舞蹈是完全依赖肢体的艺术。化解这个悖论，不只是艺术上的别出心裁——比如舞剧中设计了不流畅的舞步制造顿挫感，表现芙烈达的残缺，更重要的是完成在精神上对她的形肖和致敬，用貌似最不恰当的艺术形式与她刚毅勇猛的人生态度达成和谐。

以意象为隐喻 以画像为分身

相较于2002年由朱莉·泰莫执导的同名传记电影，这版舞剧的情节并不算丰满，但其独特之处在于，围绕芙烈达和她的艺术，在舞台上创造了一系列意象视觉化的表达：鸟、鹿、猴等角色形象，在不同的舞蹈段落中是芙烈达不同心境的隐喻，如舞者以手臂动作模仿鸟儿振翅——芙烈达虽然身有残疾，但是艺术精神却能自由翱翔。1946年，芙烈达绘制了一幅《小鹿》，她将自己的头部安放在鹿身之上，奔跑于林中，鹿身上中箭流血。在向朋友们解释这幅画时，她以诗作加以说明：“孤独游荡的小鹿/其心哀哀/其伤累累。”舞剧展现了芙烈达的这一精神游历过程，她的诗与画最终帮助她在森林里找到放晴的天空与生命的意义。

芙烈达一生创作的140多幅绘画中，有55幅都是自画像。画自己，其实也是认识自己。浓郁的一字眉，夸张的花朵头饰，坚定忧郁的眼神，几乎是芙烈达最为人熟知的神情，关于芙烈达的电影、纪录片，都不约而同地选用她的这个形象作为海报。港芭也将自画像这一元素注入舞蹈之中，多位男性舞蹈演员身穿大裙摆长裙扮演芙烈达的自画像，他们是从她内心矛盾中分裂出来的镜像和化身。

芙烈达最喜欢的诗人是惠特曼，在生命的后程她曾将《草叶集》当作枕边书。惠特曼曾说过：“我是自相矛盾的吗？那很好，我就是自相矛盾的。”1950年，芙烈达曾自豪地回应过这句诗：“我很乐于当个自相矛盾的人。”多个“自我”在台上并置，舞台上的每一个分身都可以是她，也都可以不是。她以卓越的艺术天赋和强大的心智来统摄内心的复杂，不同的光谱汇聚出独属于她的传奇。

向自我求助 从自然汲养

舞剧《芙烈达》并不是“一个名女人和她身后的男人”这种烂俗的大女主故事模式，也没有演成公主和王子童话般的琴瑟和鸣，而是尝试展现深植于女性内心的反抗精神，完成芙烈达的自我救赎。

临近结尾时有这样一幕：芙烈达被台上的多个自我围裹，在被丈夫迭戈拖走时，她伸手向这些自我求助，用上自己在若干人生危难时刻积攒的力量。长久的病痛使芙烈达经常独处，拥有充分自观自醒的机会。舞剧中有大量独舞，不同于她和迭戈双人舞时的低沉忧郁，这些独舞的配乐使用敲击乐器来强化节奏感，尽管没有非常明确的情节指向，却展现出她旺盛的生命力——她热烈地争取她自己。

芙烈达分别创作于1938年的《戴着死神面具的女孩（她在独自玩耍）》与1943年的《死亡思考》中，都出现了骷髅的图案，成为她绘画艺术的重要意象之一，这也是墨西哥亡灵文化对她的塑造。鲜花与骷髅，组成芙烈达人生和艺术哲学的符号表达。生与死同在，明媚与萎残共存，象征花与骷髅的舞者并立于舞台后方，成为芙烈达深沉体悟的背景式呈现。

舞剧与芙烈达画作的对应，还包括用植物根系的强劲生长来表现她的坚毅精神。伟大的艺术作品，尤其是女性作品往往呈现出某种共通性：无论是草间弥生还是乔治娅·欧姬芙，都喜欢用花朵、植物来呈现强劲的生命力。芙烈达也在墨西哥的自然中捕捉到这样的力量，并将此运用到画作中。最终，舞剧在繁盛的花景中谢幕。笔者联想到在《天赋如此：女性艺术与我们》一书的原版序言中，翟永明曾如此写道：“女性艺术，是散落在艺术历史长卷上的破碎之花。由于时代、环境和人为的影响，她们艰难的、旷日持久的、可贵的呈现，也堪称坚韧之花。”

供图/香港芭蕾舞团